个人简介:王安，现代农业与生物科技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技术三级、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著名军队管理学专家，少将军衔。担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特邀理事、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理事、军队管理研究会顾问，第一、二届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评审委员会委员，总参军训部、总政宣传部首批特约军队管理学专家。长期从事军队管理、带兵、条令条例和正规化建设研究，参加修改有关条令条例、起草中央军委管理教育决定，主持完成军队管理和正规化建设等多项重大现实课题，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专著、合著30余部。曾获军事科学院科研重大贡献奖，被评为全军优秀党员，荣立二等功，并出席全国先进工作者及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读书与实践使我步入军事科研的最高殿堂
在喜迎校庆之际，回忆起60年前在母校读书的那些难以忘怀的岁月里，令我思绪万千。然而学校生活给我烙印最深的还是把读书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条治学和人生成才的阳光之道使我长期受益。
1943年秋，安康职业学校在我出生之地恒口这个陕南小镇建立，由于学校免收学费，吸引了众多贫家子女入学。当时我刚刚上了小学一年级，四年后我初小四年级毕业，由于家境贫寒，父母和兄长都鼓励我跨越高小这一学习阶段，以同等学历报考安康职业学校（解放后改为安康农校），我利用短暂的假期自学了高小的主要课程。报考结果，如愿以偿，我考取了职业学校的农艺科。在职校学习期间，老师们不仅教授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同时，也重视教授我们实践和劳作。当时的专业课程有植物学、土壤学、栽培学，从农作物的播种、灌溉、施肥、除草到收割，还有果园的剪枝和嫁接，等等，丰富多彩。实习课占了很大比重，大都由耿自超老师带领同学们到学校农场和果园劳动。第一学期开学，是个金秋季节，由入校班新生收割庄稼。耿老师风趣地对我们新生说：“这次开学实习课是‘不劳而获’，要颗粒归仓，不浪费一粒粮食”。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模式，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两年多的学习生活使我开始懂得了求知的真谛和学习科学知识的方法：言行一致、理实统一、动脑思考与体力劳作相结合。这一方法的获得比学习知识更为重要。
安康解放后，1949年冬，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开赴甘肃天水参加修建天（水）兰（州）铁路，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来到工地挖土、挑土，中午在工地就餐，一直要干到晚上明月高挂时，才收工回营。由于我个子小，土筐都快要拖到地上了，我就把筐绳往扁担上绕上几圈，这样挑起来就不拖地了。当时指导员给我们上政治课，他讲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道理。连长还对我们新兵说：“大家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什么叫马列主义吗？这修铁路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用自己的汗水和劳动创造世界就是马列主义。”后来我读了《实践论》和社会发展史，才懂得了这些浅显而深刻的革命道理。
正当我们热火朝天地奋战在筑路工地上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我们部队奉命由步兵改装为高射炮兵，我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高炮第29营，经过一个月的突击训练，就紧急入朝参战了。当时我在连部当通讯员，战斗打响后，部队有了伤亡。一天连长告诉我，战斗班现在需要人，党支部研究决定让你到指挥排有线通信班当电话兵。什么叫有线通信，对我来讲一无所知，但我二话没讲，就到有线通信班报到了。当时为了隐蔽自己多打敌机，高炮部队实行了高度机动的战术，几乎是打一仗，换一个地方，白天打仗，晚上转移，我就是在架线、撤线、查线和守机的实践中，边读有线通信教材，边向老电话兵请教，边干边学，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1953年还被评为“资深电话兵”。我们营在两年多的作战中，击落击伤敌机98架（其中击落40架），荣立集体一等功，战后我个人也两次荣立三等功。朝鲜停战后，我被选为功臣营的功臣代表，到首都北京出席了军委炮兵召开的全国炮兵首届功臣代表大会。
1956年我被任命为高炮团政治处秘书，负责团队群众工作。为了宣传中朝友谊和我军支援朝鲜人民战后建设，我写了很多新闻稿件，在报刊和电台发表，到1958年7月从朝鲜撤军回国驻防安东市（后改为丹东市）时，我已经是《志愿军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生活》、《辽宁日报》、《安东日报》、安东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新闻媒体的通讯员。由于我注意学习、调研和热爱写作。1960年6月被调到沈阳军区政治部群工部民兵宣传科工作。从基层团队来到大军区机关、从做部队工作到做民兵工作，这对我来讲，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面对新岗位、新专业，我是一张白纸，一点不懂，但是我没有讲价钱、讲困难。到达新的岗位后，我一边学习有关民兵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方针政策，一边坚持到农村、工厂和大专院校的民兵组织中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又一次使我很快熟悉了新的业务工作，做出了新的成绩，并被军区政治部评为先进工作者，荣立三等功。1964年10月1日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庆观礼团的正式代表，赴京出席了建国15周年的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接见，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1975年12月，我被调到军事科学院宣传部工作，1981年4月我又走上了军事科研工作岗位，到军科军制研究部研究军队管理理论。军事科学院是我军最高军事理论研究机关，我能从一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基层干部、机关干部登上我军学术研究的最高殿堂，这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但是，对我这个既没有带过兵，又没有管理过部队的人，面对这样的科研重担，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这些年来，我把图书档案馆丰富的资料和我军的优良传统当作“优矿”；把到部队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当作发掘“富矿”；把社会管理、企业管理和外国军队管理的有益经验当作“大矿”，认真读书、刻苦实践，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军内外管理名著，深入到陆海空军和武警部队、院校调查研究，探索军事管理、现代管理的特点规律，在军事科研领域不断取得理论创新成果，带领课题组完成了多项重大现实课题，出版专著、合著30多部，发表论文和学术文章400余篇。1991年获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晋升少将军衔，荣获军事科学院军事科研重大贡献奖和军队管理研究会突出贡献专家奖，并荣立二等功，至今仍兼任八所军事院校教授。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喜迎母校校庆之际，回忆起半个多世纪来我战斗、工作和生活的实践，特别是每当我工作岗位转换，接受新任务、迎接新挑战时，我之所以能够刻苦学习和努力实践，不断获得新知识，完成新任务，特别是在军事科学研究领域耕耘近30年，不断创造新成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母校打下的基础：边读书、边实习、边学习、边实践的治学成才之路，成为我前进的路标，成就事业的基石。现在我虽然已经73岁高龄，但我仍要活到老、学到老、实践到老，把学习、思考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生命质量，丰富晚年生活，继续创造人生辉煌。
（写于2008年11月26日）